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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蕴山城，情聚渝州。2025年12月12-14日，由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（重庆西南医院）血液内科协办的“第十六届西南血液学术大会暨基础-转化-临床巴渝论坛”成功召开。【Htology血液前沿】作为特邀媒体，深入这一学术前沿阵地，与多位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度访谈。本期特别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）邱录贵教授，围绕多发性骨髓瘤（MM）的功能性治愈策略、临床路径优化，以及基础转化研究的关键进展，进行深入解读。
Q1 今年 ASH 在 MM 治愈路径上呈现了不少新突破。结合您本次报告的主题，您认为当前最接近功能性治愈的治疗策略是什么？
邱录贵教授：
首先，需要明确功能性治愈的定义，目前，在血液肿瘤领域，临床上提出了多种‘治愈’概念：
• 临床治愈：部分疾病如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、早期霍奇金淋巴瘤及M3型急性髓系白血病，约80%–90%的患者可通过系统治疗彻底清除肿瘤细胞，不再复发。
• 功能性治愈：对于MM而言，绝大多数患者无法达到临床治愈。因此针对此类无法实现临床治愈，尤其是以中老年人为主要发病人群的疾病，提出了几种新的“治愈”概念，功能性治愈就是其中之一，即通过系统治疗，将患者的肿瘤负荷控制在低水平并使缓解状态持续10年以上，从而实现长期高质量生存。
• 统计学意义上的治愈：主要适用于惰性淋巴瘤，如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多见于老年群体（中位发病年龄约70岁），通过BTK抑制剂等治疗可实现长期疾病控制，使患者预期寿命接近普通人群。
针对低危MM患者，CD38单抗联合VRd的四药方案为实现功能性治愈奠定了基础。围绕这一目标，临床上通常采用系统化治疗策略，具体包括：
• 诱导治疗：以CD38单抗联合VRd为基础的四药方案。 • 诱导缓解后：适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（ASCT）的患者进行移植；不适合ASCT的患者则继续原方案巩固8–12个周期。 • 维持治疗：CD38单抗联合来那度胺进行维持。
通过上述系统化、规范化的治疗，多数低危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（PFS）有望达到8–10年，甚至超过10年，实现功能性治愈。
然而，对于高危患者而言，实现功能性治愈仍具有较大挑战。现有治疗手段可能不足以完全控制疾病，尤其是对于年轻患者，需进一步优化治疗策略。例如，将双特异性抗体和CAR-T细胞疗法等新型免疫治疗手段前移至一线治疗，以期提高MRD阴性率，助力高危患者实现高质量长期生存。
Q2 在推动骨髓瘤向慢病管理乃至治愈目标迈进的过程中，您认为 MRD 监测、免疫治疗等新技术应如何更好地整合到临床路径中？
邱录贵教授：
随着四药联合疗法的应用，MM中位PFS已经超过5年，对于低危患者甚至可超过10年，实现功能性治愈。在这种背景下，MM全程管理显得尤为重要，并且需根据患者的预后风险进行分层管理。
低危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维持治疗，在此过程中，MRD监测十分重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约10%的低危患者即便在传统治疗时代，且治疗后未达到完全缓解（CR），仍能实现长期无进展生存，被称为“MGUS-like”表型，其特点是对治疗反应相对不敏感，但在干预下可维持稳定的疾病状态。对于这部分患者，尤其是老年患者，并不一定需要追求MRD阴性。
而对于高危患者而言，MRD监测便显得更为重要——实现MRD阴性高危患者是首要治疗目标。研究显示，未达到MRD阴性的高危患者复发风险显著升高，且一旦复发，后续治疗难度明显增加。因此，在高危患者中，应优先聚焦于获得MRD阴性，并在巩固及维持阶段尽可能延长该状态。
在临床实践中，MRD监测的关键时间点包括：诱导治疗结束后ASCT前；ASCT或巩固治疗结束维持治疗开始前；维持治疗过程中需要进行MRD动态监测，一般每6个月进行一次。
同时，MRD检测方法亦需高度标准化。目前常用手段包括：
•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（MFC）：采用EuroFlow 2.0流式检测标准，敏感性达10⁻⁵–10⁻⁶，优点是即使患者既往无留存标本，也可进行检测；缺点是需新鲜组织样本，通常要求在24-48小时内检测。
• 二代测序（NGS）免疫组库分析：通过IGH基因重排进行MRD检测，优点是敏感性高可达10⁻⁶，且可利用既往留存标本，进行回顾性大样本研究；缺点是需有诊断时标本用于特异性IGH重排序列分析。
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，可根据临床需要进行选择，但需要强调的是，不论采用哪种方法，都应实现技术标准化，并确保敏感性至少达到10⁻⁵。
在治疗策略方面，当前，MM已经历了Total Therapy 向Total Immunotherapy深刻变革。多种免疫治疗在MM中展现出出色的疗效，其中，以CD38单抗为基础的四药联合方案已推进至一线，可提高缓解深度并延长持续缓解时间。同样，T细胞免疫治疗，包括双特异性抗体及CAR-T（靶点主要包括BCMA、GPRC5D等），正在逐步从末线前移至二线、甚至一线治疗前移。在美国，部分CAR-T已获MM二线适应证，一线研究也在进行中。
在此背景下，学界逐渐提出CAR-T是否有潜力取代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（ASCT）的讨论，并已开展直接比较CAR-T与ASCT在MM一线治疗中疗效的研究（CARTITUDE-6）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并不应将免疫治疗与ASCT分割、对立。研究表明，ASCT联合CAR-T细胞治疗可在超高危患者一线治疗及难治/复发患者中取得显著疗效。因此，最佳策略应是将免疫治疗策略与分子靶向治疗、ASCT、乃至化疗策略进行有机整合，根据不同患者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，实现治疗的最优管理。
Q3 本次大会强调“基础-转化-临床”协作。在您看来，针对骨髓瘤耐药与复发机制，当前最值得转化的研究方向有哪些？
邱录贵教授：
尽管近年来MM的基础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并成功实现临床转化 —— 使这一原本中位总生存期（OS）仅 2~3 年的致死性肿瘤，逐步转变为中位OS可达 10 年以上的可控慢性疾病，这也成为基础研究、转化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典型范例。但需明确的是，MM 仍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治愈，其核心瓶颈主要集中于两大维度：
1.肿瘤细胞本身的高度可变性：遗传学高度不稳定导致克隆演变，使疾病容易复发或耐药；
2.肿瘤微环境的作用：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及基质细胞支持肿瘤生存，尤其有利于早期肿瘤细胞的存活。
当前研究多侧重于肿瘤细胞或微环境单一层面，但未来的重点应放在两者的交互作用，探讨其如何共同推动疾病发生、发展及耐药的产生。耐药不仅包括对常规治疗的耐药，也包括对免疫治疗的耐药，其机制复杂，涉及肿瘤细胞因素、微环境因素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的共同推动。
通过深入研究肿瘤细胞与微环境的相互作用，有望揭示MM的发病机制、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、提供潜在治疗靶点、开发新的治疗策略。
正如我在本次报告中所强调——实现MM治愈的最终方向应是同时靶向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的双驱动策略，重点是清除肿瘤细胞，尤其是早期肿瘤细胞以及逆转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状态。
当然，在实现双向干预的基础上，还需结合临床动态预后分层，构建贯穿诊断、治疗与监测的整体化管理体系，从而推动MM迈向个体化、精准化治疗的新时代。
专家简介
邱录贵 教授 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）临床首席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际骨髓瘤学会（IMS）委员 国际骨髓瘤工作组（IMWG）专家委员会委员 《Blood Advances》杂志编委 中国抗癌协会（CACA）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、血液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（CSCO）骨髓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学机构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《中华血液学杂志》等6种核心期刊编委 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、国家自然重点项目等基金项目30余项 发表论文近600篇，其中SCI论文180余篇；主编专著6部；获国家发明专利6项 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，教育部及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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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5-12-20 18:40:08
